双溪杂记 明 王琼
昔司马迁罪废之余作《史记》，为万世史学之宗。后世山林隐逸之士有所纪述，若无统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广见闻而资智识。其所纪时事得于耳闻目击，有出于史册之所不载者，皆足以示劝惩而垂永久，是宜人见而爱，爱而传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纪载，闻见或不实，毁誉或失真，甚至杂以诙谐之语，怪诞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虽传于世，读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词简，理明而论公，大而有关治道，小而切于日用，虽曰信手杂录，而举一事寓一理，使读者忘倦如刍豢之悦口，斯不为徒言矣。予所居岩穴，在双溪之间，恰神养气之余，忽有所思，辄录于册，久而成帙。虽不敢自谓尽合道理，然皆纪实无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观之，未必无所取云。
阴阳五行，动静循环，本无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寻，亦无一定。试观历代帝王创制立法，未有久远可行而无弊者，气数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万世无弊，圣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尽善者论著于左，有志经世者欲求至当，必将有感于斯焉。尧禅舜，舜禅禹，善矣。魏禅晋，周禅隋，未善也。禹传启，武王传成王，善矣。秦传胡亥，隋传杨广，未善也。然则传贤乎？传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争夺之害生。郡县善矣，数易之弊起。然则封建乎？郡县乎？未可定也。有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则有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下至汉、周、萧、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韩、范、富、欧，善矣。赵高、李斯灭秦，王莽、曹操篡汉，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乱唐，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则将立相乎？将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琐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并之患作。然则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于农，善矣。边夷之侵不可行，聚兵于卫，善矣。坐食之久终自困。然则将为农兵乎？将为卫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税，以一方之贡供一方之用，善矣。转输有远近，脚费有多寡，将裒益之使平乎？抑随其地而任其轻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则有马政，马育于监苑善矣，兵不得而熟习焉。马给于兵善矣，马不得而蕃息焉。然则将育于监苑乎？将给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圣帝明王创立制度，令子孙世守，不许变更，然终不能使其必不变者，非帝王智虑有所不及也。势之所使，不能不变耳。亦犹造化阴阳昼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
国初，天下诸王皆置护卫，有兵权。至太宗靖难后，遂皆革罢，不许来朝。初制亲王岁支禄米一万石，后因地方丰歉，或有减支。郡王将军俱有常禄，亦因民供有限，悉减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关支。又如初封郡王岁支二千石。以后袭封具支一千石，后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庆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论之，一岁皆支米一千石，反多于亲王禄米矣。先年陕西庆府分封郡王，俱于庆府一万米内分拨，并军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时奉何事例？又如镇国等将军年十一二岁，即请封号禄米。弘治某年，因灾异，礼部会官议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纶白于诸大臣，定议：“镇国等将军年及十五岁，方准拨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论之，则日益不及。以宗室论之，往往衣食不继。又宗室隆为庶人者，计口月给米一石，比与将军中尉反得实支。宗室例不种田、纳税、商贩、营利，而常禄不给，势所必至矣。
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钞为则，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贪婪之难禁也。
国初官制全论历俸深浅转升，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满升一级，从五品又历俸三年升一级，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满，论繁简升转，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学士，十年致仕，五品终身。自洪熙以后，选法渐变。盖因四品已上官渐少，五品以下官渐多，卑官皆升，高官无缺不得升，或卑官未该升，高官急缺亦须升补，以此有不待缺而升者。如翰林院学士、春坊殿阁大学士有升至尚书、侍郎带虚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国子监祭酒及由序班出身升至鸿胪寺，乡医士出身升至太医院使，写字出身在内阁书办升至编修、郎中等官皆有。升至尚书、侍郎带虚御者，皆因该升而无缺也。又有急缺而皆无可升之人，则与署职，如六部署郎中、员外郎是也。然署职之例惟行六部司属，其余衙门无之。如给事中之上，监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书之上，俱无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员，以此俱无署职。国初有御史升主事者，如佥都御史升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职专讲读，弹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属中各论其历俸年深者，不次升补。翰林官不历政事，故不外补中书。九年升各部员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升，八品官最为贫苦，此建官之制之变也。盖转迁虽有资序，官制则有定员，若资序虽当迁转，而官无员缺，则但仍旧任不迁。中间年深政绩卓异者，加升俸级，必待有缺方迁补之。则黜陟之典，额定之员，两不相悖矣。
国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历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满三次，方论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满而升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觐，考察不候满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载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补之例，天下庶官九载考绩者几何人哉？况四方之远，一官赴京考满，往回劳费且误公务，惟许令本处考核庶为使也。方面官有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开报考语，亦令就任复职待朝觐定黜如此，朝觐之典、考满之法两不相悖也。
天下官员设额若干，计筭取士，须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则官职旷虚；或官少人多，则人才壅滞。洪武初，天下学校养士，岁贡一人，后三岁贡二人，通计三岁不过一千余人。后开设举人科、进士科，每省多不过四十人，进士多不过百人，取士之数足当任官之数，而又罢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贡之外又有人才之选，自后人才虽稍充积，然待选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选除。今各部历事监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选，旧法犹存也。但因历年开贡开科，加以纳银纳粟事例，监生积累至数万余人，考勤后一年余仍留在部，及放回听选，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选，往往衰颓迟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贵精而不贵多，及既用之后，贤者久任，不贤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尽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科贡二途未必能尽网罗真才，如黄福以贡士，杨士奇以儒士，胡俨以举人，是以进士未必皆优于举人，举人未必皆优于贡士。进士、举人、贡士之外也，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贵乎能察识而超拔之，斯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选并行不悖矣。
翰林学士专掌词命代草，然亦有预议朝政者。如唐宪宗时，裴泊、权德与为相，然军国大事必与学士李绛等谋之。盖学士备顾问则可，若专委决大事则置宰相于何地？如学士陶榖出制草于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禅以后，世论之必以为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尝宠任。尝曰：“陶榖代草，依样画葫芦耳。”终不登之政府。盖以视草之人即为府相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国初，在内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设行中书省。盖太祖圣神文武，凡事独断，然其初亦以任相为务。尝与诚意伯刘基论可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预焉者也。胡惟庸小犊相偾，辕而破犁矣。”后胡惟庸为相事败，遂罢丞相不设。
《祖训·首章》云：“敢有奏请设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本身凌迟，全家处斩。”《大明律》云：“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斩。”盖鉴古宰相专权结党之失，为虑至深远也。朱子著《中庸或问》，“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览也则可，如不览则所谓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御下弊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觉悟者亦安得而不虑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九经之义而然耳。使其能明此义，则必以正心、修身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赵高虞异，李林甫之徒则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为不然，吾恐君上之权不在大臣而移于左右，其为国家之祸可胜言哉！”朱子此说，是欲君圣臣贤两得其人也。然自古以来，虽有贤君，而奸臣蒙蔽者多，岂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训立法，高出千古。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任独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违法，台谏得纠正论劾，朝廷端拱以昭临于上万世无弊矣。
尝见纪国初事迹者，内载洪武间设有殿阁大学士，其职不过代草词令。凡制诰、碑文、祭文多出御制。如今天下各衙门表笺、祝文、祭文，虽臣下所用，亦出御制。至于武臣诰命，皆组织之不书。其每日群臣奏章，面奏取旨毕，各衙门官将奉旨意批写本后送该科类写，奉到旨意覆奏。永乐初，始建内阁于东阁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七人在阁办事，寻升侍讲。
仁宗皇帝正位东宫，皆转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如永乐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书》成，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盖虽春坊官，必须兼翰林院职御方得预纂修之事，况胡广等所兼不过右春坊大学士，则是时殿阁大学士不设已久矣。今尚书在内阁办事，六部请敕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写敕施行，则旧意犹存可考。终永乐之世，二杨官止五品，盖为衙门所拘。
仁宗登极，始以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寻升少保，转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进太子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进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又升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杨溥，永乐间系狱十年，至是释出，擢翰林院学士，寻升太常卿兼学士，内阁办事。此三人皆以龙飞超升委任，不可以例论也。后杨溥丁忧起复不入阁，宣德间因九年三品职满方升礼部尚书，学士如故。英宗即位，复命入内阁。正统四年，修《宣庙实录》成，进少保杨士奇、杨荣俱进少师。号“三杨”。然自此官制一变，其后遂使凡在内阁书办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至于序班、典乐等官，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鸿胪寺、太常寺事，皆三杨开其端也。正统初，三杨在内阁，杨士奇虽偏而少私，能持公论。杨荣宽恤休息小民。如兵部尚书王骥始建议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军丁，屡止之。骥后力奏不已，乃从之。凡事循守旧规，不轻改变，亦未敢肆意行私。盖虽承祖宗威权之后，亦二公心术纯正也。然于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如北征之马聚于马房，营造之兵终归匠籍，中官委外，遂为常规。南京兵冗而不知悉减入屯田，北京卫多而不知沙汰为精锐，律书变改始于徒法废而流法亡，军职冗滥并枪比试之法为虚文，降级克军之法弃不能用，皆不能讲究修复。至于新增漕运北京米四百余万石，远及于浙江、湖广，而不知折征以宽直达旧额。漕运南京米四百余万石，俱改折徵，每石银二钱五分。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之民，岁输六边税粮五百余万石，则今陆运本色若折征每石折银一两，是北方民税一石当南方民税四石之数，遂使祖宗什一中正之税有南北轻重之偏。故曰：“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者，岂敢诬哉？”
柳宗元论晋文公，问寺人勃鞮以赵衰，宗元以为不官，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此论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诚为至论。然自秦汉以来，文臣误国者岂少哉？若谓赵高、李斯之罪，大相远勃鞮虽贤而不可听，恐于理终有未安。《书》曰：“稽于众。”又曰：“仆御侍从，罔匪正人。”舜好察迩言，《孟子》论用贤初及左右，故询于刍荛不遗葑菲，惟求其合理得中，不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果如宗元之论，是以人而废言矣。予不能无疑焉，姑识之就有道而正焉。
正统己巳秋，兵部尚书于谦以社稷为重，力排和议，身任总督军务，选将练兵，坐摧强虏，光辅中与，厥功非细。及虏酋也先遣使来言，欲差大臣往迎上皇，都御史杨善使虏，不恃一缯，以口舌憢譬，国威不屈，遂得回銮。当时天下之人皆知谦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谦亦自信其得效忠荩，扬眉吐气于班行，而岂自虞其有杀身亡家之祸于后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侧目之秋。故事几一变，挟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众怒之隙，于公于是乎难免矣。盖上皇回銮居于南城，又废皇储，而谦乃见用于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旧臣失倚，苟以迎驾为名，自可邀功希宠，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谗言中伤谦等，则夺门之事为无名，迎驾之举为无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际，兵权是赖，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后事可济。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则亨或不从，故驾其说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谦已遣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数人掌兵者。”由是亨惧祸及，而与吉祥、徐有贞辈内外相应，密谋固结，而谦等骈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论于肃愍公谦之受诬，以谓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祸之罪，则通于天矣。春秋讨贼必先党与，恶可置之末减而自异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谓万世之公论矣。中官吉祥者，传太后敕旨，令石亨等迎贺有功，然不通文墨，恐事归司礼监，以此极力赞说，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时徐有贞、李贤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而贤阴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调兵部侍郎项文曜于吏部，李贤以吏部郎中升至兵部侍郎代文曜，盖嫌于升本部，与尚书王翱并之意。谦尝荐文曜、贤，以为今调出谦意，深衔之。后给事中王镇等劾文曜为贤奸党，都御史萧维祯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谦罪以为欲行，主立外藩依谋反者，律凌迟处死，以文曜为知于谦谋反故纵者律斩。其事载于李贤所著《天顺日录》，并都察院萧维祯所构狱案，皆有可考。《天顺日录》内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知无不言。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当道，予持公以助之，遂改前辄。观此则有贞诬害于谦之事，谓贤不与谋情乎？况《日录》所著，屡短文曜以为党附于谦，士林非笑，不知于谦非邪人，而文曜党附为何事也？唐李训、郑注为宦者，王守澄等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训又恐郑注独擅其功，遂致甘露之祸。徐有贞、李贤为吉祥、石亨所引用，既而虑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几致祸变。如石亨每来内阁议事，则欲出己意，而令内阁行之。徐有贞等得无厌乎？一日论及江西隐士吴与弼，亨慨然欲荐之。贤乃代草付亨奏之，则吉祥、石亨与徐有贞等李贤相亲厚可见矣。
洪武永乐间，文武大臣未有师保之加，如魏国公徐达、诚意伯刘基，皆无加秩。至仁宗登极，始加英国公张辅为太师，杨士奇升少保进少傅，杨荣升太子少傅进少保，后三杨皆进少师。杨士奇、杨荣先卒，皆进太师。杨溥正统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与赠。及蹇义、夏元吉、黄福等加师保，皆在永乐之后也。景泰间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谦加少保，有安攘功无愧，其余皆滥加也。天顺初，悉革罢保傅官。天顺五年，曹钦反逆，吴瑾、寇深杀死，李贤被伤，独加太子少保。至宪宗登极，始加少保，吏部尚书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后有以考满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乐初虽建内阁，皆翰林官居之。杨士奇、杨荣在阁二十年，终永乐之世不过学士五品，拘于官制不可逾也。仁宗嗣位，以三杨东宫旧臣特加超擢，士奇初升礼部侍郎，后至少傅。荣、溥皆初升太常卿，后至尚书。土奇兼华盖殿大学士、荣兼谨身殿大学士，盖逾常格，非可以为例也。杨溥仍兼翰林学士终身。荣正统五年卒，士奇正统八年卒，溥正统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为杨士奇所荐入阁，没于土木之难。景泰间，易东宫陈循在阁草诏，有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傅之子。萧镃为太子少师兼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江渊为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商辂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俱在阁，虽不宜妄比三杨之例，加至少保尚书而兼翰林院学士者三人，商辂犹以侍郎在阁。天顺初，李贤始以兵部侍郎升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入阁，薛瑄由大理卿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成化、弘治以来，多由尚书、侍郎入阁，若先已升尚书，则曰：“不得入阁矣。”正德初，刘瑾用事，吏部尚书焦芳交结刘瑾取入内阁，杨廷和由南京户部尚书取入内阁，自是遂以尚书为入阁阶梯矣。
户部尚书孙交，湖广人，与李东阳为同乡相厚，又与杨廷和父杨春同中辛丑科进士，有世讲之好。杨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书召为户部尚书。交虽爱民，而未知所处。与东阳辈负文学之名，而未见措之施为。畿内山东地方因承平日久，物产繁盛，且州县壤界相接，如星罗棋布，若降一令，官军捕贼，经过州县，验所报勘合，供给口粮草料，准其税不足官为措处，事毕补还，如此简且便矣，而交等虑不及也。命户部侍郎杨潭总督军饷，发太仓库银贰伯余万两，分送各州县，和买粮草，军所行过处，亦积蓄预备。有司泒民强买欲散之际，益生纷扰或侵克偕贷。及为盗所劫者，为弊滋甚。贼平以督饷功升俸一级，荫子一人入监读书。刘瑾用事，太仓库银积至三百余万，至是为交所费几尽。虽费而民不沾惠，盖军皆民供熟食，每马虽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余剩，非烧则卖之。正德八年贼平，琼任户部尚书，奏查余剩料豆令补给，所在军粮余草数千万束多朽腐不堪用，令减价变卖，得银二十六万两，运送宣府补给军饷。方流贼猖獗之时，民苦焚劫杀掠，而禾稼丰熟民不告饥，惟河涧一府水灾，民多饥馁耳。孙交与东阳等不计国用不可缺，屡诏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间，起运京边粮草数百余万，悉皆蠲除。富民虽被贼害，其力尚能输纳，而幸得悉免贫民无田被贼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灵石县贼入城，焚劫殆尽，然皆市民无田，其乡民有田，贼未至，乃尽蠲其租。由是京师岁用不继，转借于太仓、丘京场，耗草支绝，发太仓银召买贩鬻者，勒取高价，遂至誊涌，公私俱困，边储甚乏，亦发太仓库银助之，边储未克而太仓库银已竭矣。继孙后使无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盐法以助之，则边兵缺食必生觖望矣。盖孙辈所行，所谓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者，处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国裕民也。虽然当流贼内乱之时，而胡虏不侵犹能支也。设使胡虏又大举入寇，李公等必束手无策矣。
自古论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赏罚，而不能见于施，为著于实效。正德六、七年间，盗贼四起，当道者不能预知中外武备废弛不可用，当专用骁将，选劲兵讨平之。因贼攻破曲阜县，犯阙里，李东阳女嫁衍圣公子，圣公言于李，以为布按二司守巡官迂回避贼，见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狱，出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师，何鉴奏山东巡抚边都宪宪、真定巡抚萧都宪翀，皆抚驭无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问以失机，既而放为民。又着为令，州县官被贼攻破城池，比守边将帅律抵死。彼时庙堂诸公自以为公行赏罚，而不知盗至十万，非巡抚布按二司官及州县官所能制。是时州县有被贼杀死，皆以节义旌之。如枣强县知县段豸，自城上跳下堕水死，赠官荫子，世袭锦衣百户。延绥参将冯祯被贼射死，封伯爵，荫子锦衣百户。宁夏参将仇钺，因捕获何锦等已封咸宁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贼赵风子等，非有攻城略地之功，乃因是进封咸宁侯。世袭都御史马炯然挈家归江浙、归四川，为刘七等所掠杀死，因与杨廷和乡亲，亦赠官荫子。萧翀，杨廷和乡亲，边宪，杨一清门生，罢官未二三年复起用。边宪巡抚宁夏，萧翀巡抚陕西，是非赏罚果有定论乎？谷大用、陆完、毛锐统兵讨贼，毛锐丧师不加罪，自后贼益炽，攻城劫杀人放火益多，皆不责问陆完等奉职不效之罪，惟以斩获胁从首级报捷论功冒升，完升右都御史。官军与贼交错往来燕赵齐鲁之区一年余，而谷大用等奏带权势仆从坐冒首功，日费廪饩又纪功，给事中柴王、吴荣、御史吴堂、雷宗皆得干预兵事，调度民兵，各为战守。官军数百里外函首送验，巡抚都御史张凤急选民兵，令自买马团操，挑穵坑堑，督责布按二司官刻期完办。巡抚真定都御史宁果召募无赖数千，衣粮器具取给州县，事烦民扰，其害过贼之半。巡按山东御史张璿，真定人，积忿不能平，奏论谷大用、陆完等师久无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曰上拆下〉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鉴不行，鼎罢归，竟以完代■〈曰上拆下〉。
汉于张掖郡置金城属国以处蛮夷降者，又于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绝匈奴与羌酋通路。宋为西夏所据。国朝于张掖设甘州五卫，于酒泉郡设肃州卫，命将屯兵拒守于肃州外为加峪关，关外蛮夷各因其种类建卫，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东，降给印信，各命其酋长管束夷众，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又于肃州外千里许建哈密卫，授官降印，如赤斤诸卫之制，而择其番酋之效顺者封为忠顺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鲁番、撒马儿罕、天方国。诸夷朝贡往来，自古据有河西。修饬武备，羁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为精密。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遵旧规，不敢生事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无事。弘治五年，哈密卫都指挥阿木郎与达贼野也克力引路抢杀土鲁番人畜，又将赏赐土鲁番衣克留，土鲁番王阿黑麻率众来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陕巴系土鲁番亲枝，不知阿木郎所为，不忍杀携归土鲁番，由是哈密失守。朝廷命侍郎张海往经略之。海素有学术，至彼上言远夷不可加兵，来则厚抚，叛则拒绝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贡，自将陕巴送回复立，土鲁番通贡如旧。弘治十七年，哈密属卫阿孛剌等怨陕巴掊克，阴诱阿黑麻子真帖木儿，时年十三岁，来哈密，陕巴弃城走沙州，真帖木儿亦退避剌木城曰：“我来恐达贼夺占哈密耳。若有人来守哈密，我归本土无他意也。”镇守差官舍董杰等同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至哈密抚谕夷众，仍令陕巴守国，阿孛剌等执迷不听，欲真帖木儿守城，奄克孛剌等将阿孛剌等六人擒杀，余党方才畏服。董杰等回报镇巡官，复差都指挥朱瑄统领官军送陕巴到哈密复立。时阿黑麻已死，诸子仇杀离散，真帖木儿不肯回还，愿依奄克孛剌暂住哈密，朱瑄恐陕西怀疑生变，携真帖木儿甘州羁住，正德七年放回。陕巴死，子速坛拜牙即立，贪酒好色，不行正事，属夷哈即欲诉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士鲁番，土鲁番王速坛满速儿令头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遗书甘州镇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与我段一万将城，与我差去使臣速打发出来，不来我领军马往汉人地方去。”巡抚都御史赵鉴、总制都御史邓璋以土鲁番书闻，且言逆虏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张海故事差官经略。彭泽者，陕西兰州卫人也，与大学士靳贵同年进士，皆大学士杨廷和门生。贵，丹徒人；兵部尚书陆完，长洲人，同乡，数人皆无济时才。而泽在四川事完回京，遂荐泽总制甘肃军务。议曰：“番夷挟求赏币不可与，差官经略不可行，请命彭泽徵调延宁人马，外遏番夷，内逐达贼。请敕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敕赤斤等卫，如遇番夷内侵，并力捍御。”御史张麒上言，既有邓璋总制，不宜复令彭泽总督，且泽、贯陕西，不宜差本贯公干。杨廷和怒，撰旨斥责，寻外补麟凤阳府知府，后竟黜落。又有给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药，无二君弈棋者局，无二帅不官，并用二人总统戎务。”亦外补江凤翔知府。泽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宁诸路兵万余，借户部粮价银买马，盗取为赂，侍郎冯清专供甘肃军饷银费以百万两计。适土鲁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诸卫，杀掠甚惨，遣人来甘州遗书曰：“速送缎来。”泽素任情，以为番夷好利，可以利啖，乃坐视杀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虏庭纳币二十银，酒器一付，赎取哈密城印。哈密卫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炯答，在肃州写亦虎仙满剌阿王，在哈密彭泽遣通事火信马驯等纳币土鲁番，以写亦虎仙火者马黑木等皆土鲁番亲族，故遣同往谕之曰：“忠顺王不得城印，与了小缎子儿甚么稀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阑、织金缎、纱罗、银器、珍珠，都发与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关，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鳃番，未至，泽即奏河西事宁，乞休致。奉旨：“彭泽待处置哈密事情停当，行取回京。”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燕澄者，真定府人也，泽为真定知府时相善。泽阴托澄奏言陕西一省邓璋、彭泽二人总统戎务动相掣肘，乞取彭泽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泽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宁息，土鲁番虽欲侵犯肃州决不可得。时杨廷和丁忧去，泽又阴贿钱宁、靳贵、陆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泽回京。适都察院缺官掌印，荐泽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肃监察御史冯时雍奏言土番之酋长尚尔骄悍，哈密之城印犹未归复，遣使讲好，大开沟壑之欲，要我以难从之事。后来之变故无形，非愚臣之所能逆睹。靳贵令陆完寝其奏，泽又奏言土鲁番速坛满速儿王畏威悔祸，已将哈密金印城池献还，乞将镇巡等官各加恩典。时写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陆完改吏部王琼代完，乃以冯时雍奏复，请乞留彭泽在甘肃候写亦虎仙等回，处置停当回京，不准行。彭泽正德十年闰四月取回京，写亦虎仙等八月内到土鲁番交割赠币，又许送段币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还哈密城，土鲁番差头目虎都六写亦火者撒者儿同来送印取赏。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关。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土鲁番进贡使臣四十二名，哈密进贡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鲁番使臣十名，鼓泽原差传谕夷情，送赏抚，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挥火者马黑木等十二名验放入加峪关。初彭泽之求回也，都御史赵鉴与彭泽、靳贵亦同年进士，鉴因是亦得转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辄离任。陕西左布政李昆亦贵同年，代鉴巡抚甘肃，昆为人尤任情。肃州兵备副使陈九畴寡谋，印来以杂币二百疋付来使，亦息马因、满剌朵思遗速儿、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顺王回国，质留虎六写亦火者撒者儿于甘州，以制其变。九畴言于昆曰：“彭总督当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时，曲为抚处，厚加赏赐，被其愚弄，犹模棱干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国是。复何面目立于天地间？”昆不能违，亦思马因等回以质二夷告，速坛满速儿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兰复来占守哈密，差倒刺火者等来问甘肃消息。陈九畴监禁致死速坛满速儿，又差巴思等来甘州遗番书云：“我几次差人去，为和好，不从。监责如箭，射石不得。”九畴以巴思等为奸细，捶死满速儿，领兵到沙州，牙木兰来瓜州，候巴恩等不回，遂直犯肃州，总兵官吏镛欲自甘州领兵来防御，九畴以粮乏止之。及是犯肃州，九畴急令游击将军芮宁、参将蒋存礼出兵御之，番兵锋甚锐，芮宁全师败没，蒋存礼几不免，攻破砦堡，杀掠人民甚惨。九畴惶惧，恐哈密夷人居肃州城者谋为内应，仓卒之际，驱逐出城，夷众扰乱。都督失拜因答者进贡自京回，九畴亦遣其出御土鲁番，既而疑其为变，捶挞系狱死，又疑通事毛见等通土鲁番，皆于贼退后捶死。巴思等皆为奸细拘系捶死，虎都六写亦火者撒儿亦以为奸细拘系，又以写亦虎仙知土鲁番入寇，不行劝阻，及先年土鲁番缎一千五百勾惹边患，于失拜烟答者皆本国潜从他国，以返逆论报。至京师，彭泽大惧，密谋于阁老、梁储事，事未下，兵部传差大臣提督军务兵部会吏部诸衙门推举上请，储言于吏、兵二部曰：“须彭泽一往。”盖泽自知奸欺败露，欲自往弥缝，奏讨银五十五万两充军费。先是芮宁之败，巡按甘肃御史王光暨兵部都给事中汪玄锡等劾奏李昆等，负抚绥之重任，昧经国之远图，养成回贼之患，大损中国之威，兵部请敕切责，昆等戴罪防御，事宁勘究。至奏差给事中黄城往甘肃，会同巡按御史赵春勘问前事。大学士毛纪，山东人，李昆之姻家。黄城亦山东人，春出毛纪门下，夤缘徇私。黄城未至甘肃、赵春奏言李昆有功无过，乞除其戴罪，今吏部推用，兵部不从。及黄城至，与赵春勘问，依凭李昆、陈九畴原案回奏，一无异词。兵部以彭泽、李昆前后欺罔事迹疏闻，乞今法司按实议罪。毛纪与大学士蒋冕同年，力庇李昆，但今兵部会议，密嘱附泽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鸿儒者，南阳府人也，少时为门隶。知府段坚，兰州人，彭泽乡亲，坚见鸿儒俊秀，教今习举子业，入学应试，遂中解元，后出仕，因坚以识泽为刎颈交。至是会议，鸿儒托礼部尚书毛珵、户部尚书石玠承望内阁风旨，以谓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国家，专之可也。今事须再勘。兵部尚书王琼曰：“纳币虏庭，失信夷人，致贻后患，利乎？不利乎？事须勘明，更勘何事？”众多是兵部议，而无一人为李昆庇者。奏上，泽罢免为民，李昆、陈九畴等提赴刑部问，侍郎金献民署印，淹滞半年不成狱，刑部尚书张子麟省亲回，始问成。会多官于午门前覆审，彭泽擅差写亦虎仙等往土鲁番讲和，送与缎匹，后又许增添失信，致启边衅，并李昆坐视玩寇，辱国丧师，皆无异词。时杨廷和丁忧服阕，在阁与蒋冕、毛纪庇泽已罢免不罪，李昆止降级，陈九畴为民，黄城、赵春调外任，因是憾兵部尚书王琼不附己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杨廷和草诏捕写亦虎仙下狱。今法司查黄城、赵春原拟开奏，又于科道劾官本内云：“以琼为勾引奸夷，科道本原无勾引奸夷事，欲今法司因此中伤琼，法司以事干夷情，关系重大，不敢从。”廷和怒，令回话，法司乃以写亦虎仙问结，死于狱，连及彭泽。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马黑木及辩冤供明，米儿马黑麻皆坐与写亦虎仙罪同死之，竟与琼无干。御史杨秉中者，彭泽同乡，素厚，及见琼系狱，承廷和风旨上言琼害泽罢免，乞罪琼，起用泽。廷和乃催取彭泽赴京为兵部尚书；李昆升都御史，寻转兵部侍郎；陈九畴升都御史，就令巡抚甘肃。土鲁番因写亦虎仙等皆被杀，聚夷兵三万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杀降为词，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祸甚惨，皆杨廷和、彭泽等之所致也。后给事中史道劾廷和为漏网元恶，彭泽附廷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书乔宇，以道巧诋廷和乞治罪，遂下道锦衣狱，谪南阳府通判。给事中于桂、御史曹嘉、杨继劾廷和、彭泽结党乱政，符同奏启，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论劾，泽阻塞言路，蒋冕、毛纪党廷和、彭泽，调曹嘉外任知县，令乔宇外补，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杨一瑛者，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时望所属，而史道首开诬诋之源，于桂则导其流，曹嘉则扬其波，乞暴白是非，恳留廷和以慰中外之望。蒋冕乃极是其说，令廷和速起视事，廷和、蒋冕思史道、曹嘉因扬露己奸被谪，恐公论终不容，欲再假言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闻给事中闫闳与曹嘉、史道议论相合，不附己，乃令给事中毛玉、御史刘廷盙劾史道、曹嘉、阎闳为疑间忠良，变乱国是，再谪史道陕西县丞，曹嘉四川判官。阎闳已升佥事，远窜云南蒙自县丞，给事中孟奇、御史吴铠等十九人相继论救，皆责之。时称史道、阎闳、曹嘉为“馆中三杰”，杨廷和、蒋冕、毛纪为“阁中三党”。后宣府游击将军靳英以赃败，御史郭辅劾兵部用人徇私，给事中曹怀论泽门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泽自陈准致仕，杨廷和因主事桂萼论其为权奸，首乱大礼，幸蒙圣明开悟，亦令致仕。蒋冕、毛纪继去，给驿人夫月米并荫子世袭指挥，一如廷和恩典。乔宇以附廷和等亦罢免，其后金献民亦以交通边帅去任，其子检讨金皋以接受边帅书简降湖广荆州府推官，廷和子状元杨慎云南充军，史道、阎闳、曹嘉皆召还复其官。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国朝升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门。如顺天间以布政王亘为礼部尚书，初无礼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杨士奇以儒士由齐府审理副、胡俨由知县、李贤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阁，亦无内阁必由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来，南京吏部必须用翰林一人，南北礼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升入，由是翰林人多陟显要，布科道部属不得齐躯并驾矣。
天顺间萧维禛为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贞害于谦等，文狱案故入死罪，律当反坐。后维祯升南京刑部尚书，都御史寇深为吉祥侄曹钦杀死，举代者李贤首荐维祯可用，上曰：“此人曾在吉祥处通情吉祥，力荐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萧维祯奸党诬忠，而贤荐用之，则贤为有祯之党益昭昭矣。
附錄：
雙溪襍記（無卷數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焦竑經籍志載雙溪襍記二卷王瓊撰續說郛所載亦題曰王瓊檢卷中所述並自署其名曰瓊與二書所載合葢卽瓊書矣瓊在當時以幹畧稱所著晉溪奏議已著錄是編其襍記見聞乏作也所載朝廷故事於宏治以前頗有稽核足與正史相叅卽是非取予亦不甚刺謬至正嘉之間則自任其私多所汚衊不可盡據爲實錄考明史本傳瓊督邊之功及薦王守仁以平宸濠其功固不可没然平日與江彬錢寧等相比而與楊廷和彭澤等不協故記中於廷和與澤詆誣尤甚至於大禮一事曲徇世宗之意悉歸其過於廷和尤非定論矣（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存目）
晉溪奏議十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諡恭襄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刊於嘉靖甲辰皆其官兵部尙書時所上故又名本兵敷奏分地爲卷首京畿次遼薊宣大三關次陜西延寧甘蕭次山東河南四川南畿兩浙湖廣次江南次閩粤雲貴又次則淸軍驛傳馬政而以雜行類終焉共十四卷明史藝文志作四卷殆刊板誤脫十字歟史稱正嘉間瓊與彭澤皆有才畧相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忮公論尤不予楊廷和視草餘錄亦痛詆之葢其才幹足稱而心術則不足道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存目）
掾曹名臣錄一巻續集一巻（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瓊撰瓊有晉溪奏議已著錄是編乃瓊官南京戸部侍郞時見諸吏中有知琴書可敎誨者因採錄明興以來由掾曹而列名臣者編爲此書以示勸勉凡劉敏等九人又續集一卷凡劉本等四人前有正德甲戌瓊自序後有南京戸部郞中卞師敏跋（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
漕河圖志三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有晉溪奏議巳著錄先是成化間三原王恕作漕河通志十四卷宏治九年瓊以工部郞中管理河道乃因恕之書而增損之首載漕河圖次紀河之脉絡源委及古今變遷修治經費以逮奏議碑記罔不具悉明史本傳稱瓊出治漕河三年臚其事爲志繼任者按稽之不爽毫髪由是以敏練稱蓋其書之切於實用如此惜原本八卷此本止存三卷非完帙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
北邊事跡一卷（戸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有晉溪奏議巳著錄瓊在嘉靖初總督三邊軍務因集厯代守邊得失及所條畫奏疏合爲一書大旨主於花馬池一路三百里及環縣至蘭州八百里皆築牆掘塹以爲臨邊設險之計又欲仿趙充國故策於甘肅屯田以備戰守葢當時兵力不能及遠故其所設施止於如此後附設險守邊圖則所起邊牆及剷削崖谷之道里尺寸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兵家類存目）
西番事蹟一卷（戸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總督三邊時出兵討士魯番撫定其部族而誅其不順命者因爲此書厯叙漢先零宋岷洮諸羌叛服之事而以當時用兵始末附之其論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許其能詰兵戎以强宋室而斥史臣以安石爲開邊生事之非蓋亦有見於明世邊備之不修而爲是言歟前有王九思序稱關中士大夫作爲詩歌以紀其盛題曰元老靖邊屬九思序之而書中實無詩歌序與書頗不相應疑刊書者誤取他序以冠此册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兵家類存目）